这说明，孔子虽以好学而闻名，但绝不以多学而识为真正目的，即仅仅成为一个博学的人。
经过宋国时，习礼大树下。这样看来，从三十岁开始到五十岁左右从政，除了在齐国两年，近二十年时间，孔子主要是从事教育活动。
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位儒者。丘闻之，木石之怪夔、罔阆，水之怪龙、罔象，土之怪愤羊。[25] 孔子的回答就是他的正名之说。孔子母亲去世后不久，孔子未除孝服，正赶上鲁国季孙氏宴请贵族，士一级的下级贵族是宴请的对象。[35] 这是工作负责任的态度，因此，不以其不悦而不去见。
比如季康子要实行田赋，便派冉求向他征求意见。孔子很仓促地带着几十名学生出行，先到卫国，受到卫灵公的礼遇，给他很丰厚的俸禄，相当于鲁国大司寇的奉粟六万（小斗）。《论语》记载，孔子迅雷风烈必变[35]，这曾经遭受到一些人的批判。
子贡作为孔子的入室弟子，以其聪明才智和对孔子学说的领悟，虽然不及颜子，但对孔子性与天道之说一定是心领神会的。孔子的畏天命，并不是原始的自然崇拜，也不是自然神论，但是继承了自然崇拜的某些人类经验。天之命（生）于人者为天命，只有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，才能说真正实现了仁的自觉。就孔子承认命源于天而天即最高存在而言，又不是自律论者。
从价值上说，有天命之命。性字本来来源于生字，性就是生。
如果作一点现代的分析，那么，就孔子承认人是实践主体而言，就是自律论者。[26] 君子是一种完善的人格，必须具有仁德。这是孔子关于天的学说的核心所在，最富有创造精神。知天命就是知道这种不可改变的命运，或命运之不可改变，因而引向听天由命的人生态度。
就生命价值的实现而言，人是主体（德性主体）。这在性相近，习相远也[22]这一命题中表现得非常清楚。但是，一定要一贯，即上达于天道、天命，这才是终极目的。在经验学习（下学）的基础上，实现默而识之（后儒解释为默识而心通）的直觉体验，就是上达，也就是知天命，即实现了仁的自觉。
通过文章而上达于性与天道，这正是孔子学说的命脉所在。[27] 在孔子学说中，这种命定论的思想确实是存在的，但这是不是孔子知天命的全部内容甚至最重要内容呢？如果只是这样的命定论，就只能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。
既然以行与事示之，就隐含着人格神的某种自我否定。知天命则是实现仁德、贯通天人的根本环节。
[24] 葛瑞汉：《论道者》，张海宴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，第38页。但所谓超越层面，不是形式化、逻辑化的理念世界，更不是绝对超越的精神实体即上帝。指出知天命之重要，完全是正确的。知天命之知，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直觉认识和生命体验，习则是一种经验积累和习惯。他所说的知便是智的直觉，是完全理性的。那么，性与天道又是说什么呢？是上帝的命令或律令，还是自然规律，或是别的什么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
[16] 这显然是针对多学而识言的。孔子很重视人的价值，赋予人以实践主体的地位，充分肯定人的人格尊严，提倡人类的社会和谐。
子贡明明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这就决不是一个虚设，即不能从不可得闻推出孔子没有言说，问题在如何言说上。在孔子学说中本无这样的问题，但是从今人、特别是从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，就会提出这个问题。
其中，有些含义是明确的，有些含义并不是很明确。而随心所欲之欲则是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，是贪欲
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先天所受之性，并不是抽象一般，是具体的、千差万别的，其德性需要在学习实践中培养和完成。孔子还说过：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自然界的神性，既不是说，在自然之上有一个绝对超越的实体即上帝，来主宰人类的命运。
这就进入人文的范畴了。就生命创造而言，天是主体。
孔子主张择善而从、里仁为美、毋友不如己者、非礼勿视听言动，等等，都是强调习的。人类是有选择的，比如直躬者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。
也不是说，人类在自然界面前俯首听命，无所作为。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。
天道、天命是指向人的，是由人的德性来实现的，至于如何完成德性，则是人自身的事，天并不能保证人人成为道德君子。有些含义是一致的，有些则并不一致，甚至相反。这也就是中国哲学概念被认为含混不清的一个原因。畏天命是以知天命为前提的，只有知其可畏，才能自觉地爱护自然界的生命，包括一山一水，享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。
孔子对自然界充满了敬意，能深切体验自然界的生命意义。这种神秘力量提示人类，在与自然的相处中，在人类的行为中，有没有违背天命之处，通过反省，从中体会其意义。
我认为，要解读孔子的知天命，应当从孔子的天人学说即天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入手。[25] 在其整个过程中，知天命是最关键的阶段，只有知天命之后，才能耳顺，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进入自由境界。
这里似乎有三层含义，可以分别表述。就孔子承认命源于天而天即最高存在而言，又不是自律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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